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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家湾”记忆
来源:《朔风》杂志 作者:蔡军2020-08-11 14: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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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家湾”并非一个村子的名称,也并非盛产蔬菜而得名,因村子一隅大多居住着蔡姓人家呈“凹”字状分布而被人们戏称为“菜家湾”。

  故乡北楼口村,座落于应县东南翠微山麓,距县城55华里。因其地处峪口,扼制咽喉要道,古时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年的北楼口是一座城,四门四关,城墙用黄土夯就,外砌大青城砖;东南西北四关,毗邻四面城墙,南北为头尾,东西为双翼,城为腹,站在山顶望去,整个村子形同一只展翅的凤凰,故也叫“凤凰城”。北楼口又以庙宇众多著称,沿大庙山山顶顺势而下,梯次排列,彼此独立而又互为整体。加之商贾云集,当年热闹繁华的景象可想而知。可惜由于人为损坏,昔日的繁华古城已不复存在,如今已是面目全非,那些庙宇也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毁坏一空了。

  从北关沿公路向南,经过一段依稀可辨的土城墙,过东关入“东门”(昔日的东门已荡然无存,如今只剩一个街口)便是“菜家湾”了。说是蔡家湾,其实“蔡”姓的人家仅有四户,而且是本家、近亲,其余的几户均属异姓。我75年出生,打我能记事起,对于生活的记忆,似乎被贫穷塞满了。粗布衣服厚重而笨拙,颜色黯然不说,补丁应是那个时代人们服饰的鲜明印记。那时奉行的说法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小不同形状各异数量不等的补丁,针线粗糙,深浅不一,或缀在膝盖肘关节处,或缀在裤腿臀部处,美是无从谈起的。花钱是论分论角的,一毛十个糖蛋儿,二分一盒火柴。至于吃食,虽不至于饿着肚子,但大都是些玉米黍子土豆之类的粗粮,也都是自家产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白面很稀缺,一年难得能吃上几顿。逢年过节才会有肉吃,但断然是不会尽兴地吃的。尽管这样,对于“菜家湾”,我怀有一种炽热的感情,她植根于我的记忆深处,不仅是因为她滋哺养育了我,不仅因为她承载着我童年和少年的眼泪与欢笑,更在于在那种艰难的境遇里人性的淳朴、善良以及邻里之间那种温暖而又真挚的情谊。

  记忆中,每逢过节,母亲便让我去唤舅姥姥过来吃饭。我应答一声,飞一般绕过熊老师的屋后,跑过那段窄窄的小巷,站在巷口舅姥姥倒塌得只剩半截的院墙外亮着嗓门喊她。

  不一会儿功夫,眼见一抹白发从那半截墙头上方匆匆而过,之后是大门负重似地咯吱作响,随后从巷口转过一个小老太太。舅姥姥个子矮,剪发头,她一边走一边扑打身上的灰尘,拽拽衣服下摆,用双手抚弄抚弄凌乱的头发,不住地嗔怪母亲多心。舅姥姥精神,走路也快,上天给了她苦难的人生,也给了她一副硬强的身板以使她撑起这份苦难。听母亲说,舅姥爷前妻因病去逝,膝下一儿一女。之后娶了如今的舅姥姥,育有一子。可不曾想天有不测,大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吐血而亡,舅姥爷不堪打击撒手人寰,舅姥姥只好与亲生儿子相依为命。眼看儿子到了适婚年龄,因为穷,也因为老实,姑娘们自然是看不上的,最终不得不远走怀仁做了上门女婿。从此舅姥姥孤苦一人,靠仅有的几亩地艰难度日。母亲看在眼里,经常去舅姥姥家串门,为她做家务,与她拉家常,也常常让我唤舅姥姥来家里吃饭。

  一进门,舅姥姥便帮母亲做饭,一刻也不闲着。可后来舅姥姥说什么也不肯再来了,叫是叫不来的,生拉硬拽也不好使。这一来弄得母亲心里疙疙瘩瘩的,也因此反思,是不是我们无意中说了什么话伤到了舅姥姥,嘱咐我们不要乱说话。此后母亲便把饭盛碗里,用笼布包好,系上结,让我提着送过去。其实是母亲多虑,舅姥姥只是难为情,觉得我家的光景也不宽裕,老去吃饭怪不好意思。她也常常接济我们。家里母鸡下蛋了,她舍不得吃,攒上几颗给我家送来。面对母亲的推却,她说你孩子多,再说我也不爱吃鸡蛋,之后便硬放下了。有时儿子回来探望她给她买点什么好吃的,她扇手把叫我过来,神秘兮兮的,卖一关子,随后给我揣在兜里,微笑着很满足地看着我蹦蹦跳跳地离开。每到农忙时候,她主动来我们家下地帮忙,割黍子,掰玉米,刨山药……

  正月时节,请人是必须的,亲戚近邻,请人回请,虽然忙了点,但也是高兴的。各家都拿出上好的食材,精心做一些菜,尽可能地多些花样,以盛情款待来客。霍继堂舅舅是我家的座上客。他和母亲同村,又都姓霍,一家,同辈,我自然以舅舅相称。舅舅是个赤脚医生,一般小病药到病除,而且为人和善,他因此也备受人们尊重。记忆中我们一家可没少麻烦人家,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去找舅舅,而且收费也低。一次我半夜高烧,母亲慌了,赶紧跑出去找舅舅。舅舅提着药箱匆匆赶了过来,衣服扣子都没来得及扣,尽管仅有几步远,可他气喘吁吁的。他给我打了针,开了药,待我烧稍退了些才回去。

  舅舅因有了这手艺,用母亲的话说,有了“活”钱,光景相对殷实很多。可似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舅舅过得并不如意。舅舅有一继儿,王姓,妗子当年改嫁时带过来的。这小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还常常犯事,搞得人心惶惶。舅舅无奈之下只得四下里托人说情,打点救赎。

  熊老师,您说‘猪肉’用英语怎么说,大为张大眼睛满怀期待地盯着熊老师问。

  熊老师正坐在门口拧草腰子,面前堆了一堆刚割的青草。听大为这么一问,他停下手中的活儿,若有所思而又一本正经地说“feirou”。他故意拿腔捏调,以使这两个汉语拼音说出点洋味来。

  feirou?肥肉!我们几个学着熊老师的腔调念着,哄笑着,熊老师也呵呵地笑。

  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算是很幽默的事情了。熊老师住我家前面,出来进去须经过他家门口。他和我父亲一样做了一辈子民办教师。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两家节衣缩食都培养出三个读书人。熊老师院子的地势低,仅有半腿高的石头墙,院子里的景象看得清清楚楚。放学或周末,经常看到他打理院子里的菜畦。或用铁锹松土整畦,或掐西红柿枝干上斜出的枝丫,或锄草套葫芦花……熊老师院子中有一颗杏树,甜核的。每到七月份,黄澄澄的繁密的杏儿将树枝拽得低低的,从那半腿高的院墙上方一直伸到小巷。我只要跳起随手就能抓下三五个杏来。我也常常这么做,熊老师见状,他不仅不责备我,而且亲手摘下一些熟透的杏儿给我吃。待到下杏的时候,他便拣上好的杏挨家挨户地送。那杏皮簿肉厚水大,还格外甜。

  熊老师勤快,有时这会成为母亲责备父亲的理由。你看看人家熊作民,回家也不闲着,再看看你……但任凭母亲怎么骂,父亲是从不还口的。他蹲在地上,吧哒吧哒地抽着旱烟,沉默不语。直到母亲的叫骂声停止了,才缓缓地站起来,磕一磕旱烟锅子,有时会调侃式地冲母亲说一句“骂完了?”然后不慌不忙地去做事了。父亲的人生中奉行“忍”的哲学,他逆来顺受,即使在别人看来是吃了很大的亏,或被别人视作无能或窝囊废,父亲都会不动声色。再恶毒的攻击再含蓄的挑唆也不会点燃父亲心中的怒火。也许在父亲看来,吃亏未必是福,但至少不会引出祸端。

  父亲一生老实巴交,与人为善,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没有搬弄过一点事非,无论人前还是人后。父亲也因此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父亲正日那天,前来烧纸的人络绎不绝,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傍晚七点多。

  三老爹住在“菜家湾"最西头,他是父亲的亲哥哥,两家的走动自然就多,常常一起吃饭,一起劳作。三老爹家养着一头驴,既能耕种,又能送粪拉田,那时可是农家的好帮手。一次我和大为去放驴,驴背上搭一麻袋。大为牵着驴,我骑着驴,提心吊胆的,两手紧紧抓着驴背上的麻袋。行至一下坡处,我死死地揪住麻袋,因为坡有些陡,连人带麻袋顺着驴脖子出溜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大为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说我笨咋不抓住驴鬃。

  三老爹好打麻将,农闲时家里总聚着一些人,玩的看的,坐炕上的站地下的。整间窑洞被熏得乌烟瘴气的,爱玩麻将的似乎是不惧乎这些。三老妈也不嫌弃,态度热情还常常管饭。三老爹打麻将,和顺,面带笑容,心情也好,话也多;和不顺,脸色阴沉,骂骂咧咧,还不时摔牌。麻友们调侃说和三老爹打牌得戴钢盔。三老爹的解释是对牌不对人,时间长了大家摸住了他的性情也不往心里去。我耳濡目染,也看会了打麻将。打什么牌,和几口,我都一清二楚。三老爹打麻将没胡的时候让我替他耍,换换手气。我摸上几把,三老爹高兴得合不扰嘴,直夸我,其他人不乐意了,只好作罢。

  三老爹和三老妈喜欢我,还在于我眼活、勤快。帮三老妈拉风匣,喂驴,扫院,待能挑动水时挑水。这些事儿子大为三老爹有时是指使不动的。三老爹因此时常夸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二蛋长大一定有出息。有了好吃的老两口一定会留给我的。记的一年冬天杀了猪,炖了猪肉,熬了杂各,三老妈一直等到我下了自习过去吃完才收拾睡觉。三老妈饭做得香,烩熟菜是一绝。将腌制好的茴子白的大绿边叶切成带状,煮熟的山药蛋剥皮切块。起锅烧油,油是用羊油,待油烧开,加佐料,熟菜入锅,山药入锅,加水,盖上锅盖用大火煮,一支烟功夫一锅喷香的烩熟菜就出锅了。至今也很怀念那种味道,也尝试着做了几次,但似乎总是缺少当年那种味道。

  儿时的我喜欢听蔡德元给我讲故事。

  蔡德元是我的本家哥哥,年龄和我父亲相仿。我岁数小辈分大,老话说“人穷辈分大”,我爹三十多岁结的婚,先后生了两个儿子夭折,之后又生下我哥和我的两个姐姐,我排在最后。在亲近的弟兄十九个里,蔡德元排老大,我排十九。蔡德元曾参加过抗美援朝,身上多处留有当年负伤的痕迹,他心里装着许多关于打仗关于枪炮的故事,而这是我一向爱听的——眼望着敌机在空中起伏盘旋,伴着巨大的轰响,随即有凶猛的的火舌从飞机上嗒嗒嗒嗒射出来。炸弹像一个被遗弃的莽汉,绝望地从机舱中坠落,哀号着,愤怒而又疯狂地报复着地面上的一切。那场面堪比大片,惊险而刺激!

  蔡德元哥是个鳏夫,妻子死得早,一儿一女。儿子红卫,青年时好吃懒做,放荡不羁。经常和本村同龄的一些人聚众滋事,打架斗殴。九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红卫和他那些死党每人买了一辆幸福125摩托车,沿着大街小巷,一阵风一般地呼啸而过,引得人们驻足观望评头论足,也使得一些女孩子倾心不已。渐渐地,小女儿和红卫好上了。小女儿人长得好,身材也好,而且比红卫小十来岁。她父母死活不同意,用天价彩礼相逼,哪曾想蔡德元拿出了两个金元宝和一个银碗,这事一度在村里掀起轩然大波。后来我发现,和红卫一起的那些人们看来的小混混都娶了媳妇儿,而且都是黄花闺女,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有长相,而那些一样家庭贫困却老实本分的打光棍的打光棍,有娶二婚的,也有从人贩子手里买个四川姑娘做老婆的。

  蔡德元开着村里仅有的一家磨坊。他为人忠厚,勤劳能干。女儿长青打小懂事,打里照外,让一个原本残缺的家充满了温馨;她性格爽朗,大方热情,乐于助人,经常做一些吃食邀请大家享用,也使整个“菜家湾”充满了温情。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我们村庙会。村里不仅唱大戏,还有马戏杂耍。邻村上下甚至城里的人们纷纷赶来,各色商贩将地摊儿从北关沿公路一直摆到南城,马路上人山人海,叫卖声此起彼伏,甚是热闹。会期一直延续五六天。

  五大娘就是在十八看戏的时候走失的。

  五大爷就住在“菜家湾”,和我家仅两家之隔。四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三个女儿也不在身边。五大爷当过村干部,村民大会上讲话讲多了,说话总带着“嗯”“这个”之类的,还配着手势,一本正经的,打着官腔,因此五大爷常常被人取笑。取笑归取笑,人们也不过是开开玩笑,很少有发自内心地骂他的。二儿子又在大同市某局当领导,“看子敬父”,五大爷也因之很受人们尊敬。五大爷身体单簿,饮食起居没有忧虑,只是吃水成了问题。挑水须到东关,井是公共的。到了冬天,人们汲水时水从桶边洒出来,井沿上结了厚厚一层冰。年轻力壮的尚且可能会摔倒,更何况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在“菜家湾”,凡能挑水的,不管同姓或外姓,都会为五大爷挑水。还有从山上搬下来的郭姓人家,不过他的水桶里还澄着一些私心。

  那年四月十八,五大娘早早吃过午饭,提着马扎唤我母亲去看戏。两人一路相跟着到北关戏台,待散戏后两人在拥挤的人群中走散了,母亲也没多想,便一个人回来了。天快黑的时候,五大爷火急火燎地跑进来,进门就喊,他四婶儿,你五嫂子还没回来。我母亲一听觉得事情不妙,赶忙拿了个手电和五大爷往出跑,“菜家湾”老老小小都出动了,兵分几路沿着大街小巷找了个遍都没找到。听人说老年人走失往往会往祖坟方向,后来果真在祖坟旁边的一个土沟里找到了五大娘。她老人家一路迷迷糊糊以为回家,走到土沟一脚踩空跌入沟中导致身体多处骨折,所幸捡回一条命来。

  在”菜家湾”,乡邻之间彼此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一家的事仿佛就是大家的事。如果你出门走个三天五日,大可把家门钥匙留给任意一家以便照顾你的家禽或牲畜而不会心存疑虙。春耕秋收,你不必担心你家人手不够或苦于没有拉运的平车。如果你急需用钱,只要你张囗,各家日子再紧巴也会给你凑一点的。谁家要是做了些什么好吃或稀罕的吃食,便吆喝着叫众人来吃。农忙时候,一家做了饭其余几家就不用开灶,今天给你家掰玉米,明天和我家刨土豆。谁家要有个红白事宴,各家都把自家空出的一间窑洞腾出来,打扫干净,烧热炕,以供远道而来的客人吃住……

  17岁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浑源师范,直到94年参加工作至今,曾陆陆续续回过“菜家湾”。如今二十三年过去了,“菜家湾”已是一片萧条,没有了往日生机与活力。那些窑洞的院墙大多已经倒塌,留下沧桑的印迹。窑洞的院子里房顶上到处是枯槁的蓬草。先前的那些可亲可敬的长辈们也大多作古,年轻的一代也都远走他乡。然而“菜家湾”琐碎零星的记忆常常如电影镜头般回放在我思想的影幕上,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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